开封市长戴季英写信要求当省委书记，毛主席：此人已经不可救药
戴季英和光荣的红25军
戴季英190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名叫戴寿云。在大革命时期，戴寿云曾和董必武等革命家有过交往，属于支持革命的开明士绅。
戴季英早年间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2月，20岁的戴季英加入了共产党，但两个月后，四一二事变就发生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开始大规模逮捕、处决共产党员。
这年6月，戴季英回到老家发展农民运动，被任命为黄安县县委书记。黄安就是今天的红安，是我国著名的将军县，也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发起点。
27年11月，鄂东特委决定发起黄麻起义，戴季英当选起义总指挥部成员。他和吴光浩、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等人一起领导黄安、麻城两县的3万余人突破黄安县城，歼灭当地县警备队，或者了县长贺守忠。
鄂豫皖省委成立时，戴季英出任省委委员和省委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主要负责根据地的政治工作。不久后，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越发严重，戴季英来到了军队，被任命为红25军74师政委。
1932年，蒋介石亲自挂帅，对鄂豫皖根据地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四方面军因为装备和兵员不足，最后决定率领主力撤离鄂豫皖，红25军奉命掩护主力撤退，并继续留在鄂豫皖坚持战斗。
当时红25军的军长为吴焕先，该军下辖74师和75师，74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75师师长周希远、政委高敬亭。全军人数大概7000人。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大量的牺牲。
1934年10月，程子华奉命来到鄂豫皖，向红25军传达了中央要求他们参与长征，以调动国军，减轻中央红军压力的命令。
鄂豫皖随即召开会议，并达成了如下决议：
1，红二十五军立即率主力进行长征，由红75师师长高敬亭掩护主力撤退，留守原地坚持斗争。（1938年，高敬亭将军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其余三个支队的司令员分别是陈毅、张鼎丞和张云逸。）
2,改编红25军，由程子华担任军长，吴焕先担任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郑位三为参谋长，戴季英为政治部主任。
改编后的红25军冲破层层封锁线，最终抵达了陕北，与陕北刘志丹的部队完成了会师。在这次远征中，吴焕先同志壮烈牺牲，程子华双手被重机枪子弹贯穿，徐海东脑部中弹，命悬一线。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调动吸引了20万国民党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戴季英在其中参与决策的功劳是不应抹杀的。
然而，在这期间，戴季英也犯了一系列的错误。1933年4月，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后，收到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消灭内部敌人”的指示，戴季英对这一命令积极执行，造成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多年之后，时任红25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的徐海东对此仍记忆犹新，深恶痛绝。
七里坪战斗时，前方战事打得非常惨烈，吴焕先牺牲，程子华和徐海东受了重伤，戴季英却在后方大抓“改组派”，让此事进一步扩大化。
毛主席批评戴季英：你们害了“疯狂病”
进入陕北后，在执行王明错误路线方面富有经验的戴季英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委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西北的很多同志如郭洪涛、聂洪钧等受到王明路线的影响，在前方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依然把矛头对准了红26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一些人把刘志丹污蔑为“右倾”，说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乃至给他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那时戴季英刚到陕北，对当地的情况并不熟悉，在上级的命令下，他选择了奉命行事。戴季英等人命令红15军团（由徐海东的红25军和刘志丹的红26、27军组成）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通讯员在传达这一命令时，由于不知底细，把这封信交给了去瓦窑堡开会的刘志丹。刘志丹看信后，为了不使党和军队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依然选择前往瓦窑堡，到达瓦窑埔后，刘志丹便被投入了监狱。
据说，在审讯期间，戴季英曾亲自用皮鞭抽打过刘志丹、高岗等无辜同志。
幸而这一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吴起镇，在了解到陕北的严重形势后，毛主席随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贾拓夫等人去瓦窑堡接管了戴季英控制的西北政治保卫局。
如果不是中央及时赶到，刘志丹、高岗等人性命堪忧。中央的及时到来，挽救了很多优秀同志的性命。随后，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戴季英等人，说他们害了“疯狂病”。戴季英此时仍不知错，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周总理愤怒地回答：“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11月30日，中央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其中说道：“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工作的戴季英及在前方主持工作的聂洪钧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戴季英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并被撤销职务。此事也成了戴季英政治生涯中抹不去的一个污点。
戴季英和王树声大将合作的岁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距离戴季英受到处分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反思，中央认为戴季英应该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并可以改正了。中央并不想将他“一棍子打死”，这年戴季英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而第四支队的司令员正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高敬亭将军。
高敬亭和戴季英是鄂豫皖和红25军出来的战友，他们很早就认识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人的合作并不愉快，甚至发生了一些冲突。他多次向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打小报告，诬陷高敬亭，调拨高敬亭和叶挺的关系。但这段时间，第四支队获得了发展和壮大，这也是事实。
高敬亭死后，第四支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新的第四支队，徐海东为司令员，戴季英为政委；另一部分组成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
此后，徐海东和戴季英率领第四支队挺进安徽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屡有斩获。徐海东病重时，戴季英曾代理过司令员一职，成了第四支队的第一把手。他率部参与开辟津浦路西和路东的游击根据地，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1年3月，戴季英奉命返回延安出席七大，到延安后，他季英去看望了毛主席，毛主席告诉他：“项英同志过于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所以发生了皖南事变。他想把椅子搬到顾祝同身边坐下，结果顾祝同一脚将他踢翻了。”毛主席说：“七大要等些时间再开，你们要先好好学习，学习党的历史。”于是戴季英被送入中央党校学习。
在延安的这段日子里，中央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以解决西北的历史问题。在这次问题上，中央再次肯定了1935年对戴季英等人的处理。戴季英也把自己的回忆写成了《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了回顾。
1944年，面对日军发起的豫湘桂战役，国军大多数都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河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了沦陷区。中央随即成立了中共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戴季英出任区党委书记，王树声担任军区司令员。两人受命后率部向河南挺进，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王树声和戴季英在河南的工作开展得非常出色，毛主席曾表扬他们说：“河南的同志做的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经扩大了一万多名地方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树声戴季英率部与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会师，共同组建了著名的中原军区，司令员为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戴季英担任中原局委员，军区副政委兼第一纵队政委。
在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中，王树声、戴季英率部积极实行战略转移，变现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经过艰苦转战，他们创建了鄂西北根据地，王树声和戴季英分别担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和政委。其后，他们又以顽强的毅力，经受了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残酷清剿，有力地为我陕北、华北、华东、东北等解放区分担了压力。
中原军区各部队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精神获得了中央的高度认可，周总理曾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战场，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都立了大功。”
毛主席曾对中原军区做过最坏的设想，1947年，陈毅在对新四军第5师的干部的讲话中曾直言：“中央做好了你们牺牲的最坏准备，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戴季英同志在内。”
从功臣到居功自傲，毛主席：戴季英不可救药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出任河南省委第二副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出任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市委书记，当时的开封还是河南的省会，能在省会城市当市长，可以说戴季英的职务级别并不低了，毕竟刘伯承元帅在建国前后也担任南京市的市长。
但戴季英认为，他当年在率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很大的功劳，解放战争中又在河南奋斗多年，应该成为河南省委的第一把手。他自恃功高，与当时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张玺、吴芝圃、刘建勋等同志长期不合。
到了1951年年底，他甚至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的领导同志进行了攻击，并公然提出了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的要求。
毛主席看到这封信后非常生气，认为“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他给中央办公厅批示说：“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戴季英被开过党籍，回家反省，这样一位我党的高级干部从此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而毛主席多年之后仍对戴季英“伸手要官”的荒唐行为记忆深刻，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说：“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可见，戴季英事件给主席确实带来了不小的刺激。